校务沉闷 罗振玉除弊革新

新潮涌动 革命党被迫离校

▉涛子

美国教习布里尔、格里么与湖北农务学堂学生合影（Cornell University提供）

农务学堂成立不久，矛盾就爆发出来。一边是热情高涨、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美国教习，他们强烈要求张之洞重视学堂工作，拨给公地建设农事试验场以供学生实验之用，然而却一直没有下文；一边是因循守旧的总办和监督，他们不懂农业，而且从来不接见美国教习，一切信息都由收支员转达。

虽然布里尔和格里么这两位美国教习相当务实，然而他们却对中国传统文化却缺乏深入了解，尤其是对横行于大清帝国官场的潜规则更是一窍不通。直脾气的美国教习或多或少得罪了学堂监督，这对处处需要大清帝国官员支持的他们俩来说可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可能因为监督背后说坏话的原因，在来到武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张之洞本人并没有召见布里尔来共同探讨对农业及农业教育的看法。对此，布里尔很是郁闷，很多次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件中抱怨来武昌很长时间却没有受到总督的召见，无法施展拳脚，计划辞职回国。

刚刚开办不久的学堂就陷入如此沉闷的境地，这显然与张之洞对农务学堂的设想相距甚远，因此，物色新的学堂负责人和洋教习就成为极为紧迫的任务。

对于张之洞来讲，与其和直言不讳顶撞上司的美国人打交道，还不如和懂得中国人为人处世哲学的日本人打交道来得更舒心些。因此，他将寻找教习的目光投向了一衣带水的东洋，由带学生赴日本留学的钱恂负责商洽，以每人300元月薪的待遇聘请到了美代清彦、吉田永二郎、峰村喜藏及中西留应等4位农学士。其中，美代清彦和吉田永二郎教农学，峰村喜藏和中西留应教蚕学。他们于光绪26年（1900年）初抵达武昌，投入农务学堂的教学工作中。这4位日本教习和随后到校的其他13位日本教习在鄂多年，为中日交流及湖北的农业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的湖北农务学堂并没有中文的农学教材，加之日汉语言不通，农务学堂便从大清帝国留日学生中选聘了汪有龄、金棠、徐传笃、唐宝锷等4人担任日语译员。

日本教习上任之后，总办和监督的官僚风气依旧不改，相反的，由于发现部分译员和学生有从事革命活动的嫌疑，监督十分惊恐，甚至多次请求张之洞停办农务学堂。不过，张之洞认为“国家经费及学子光阴均当矜惜”，不同意停办学堂。解决之道，就是更换学堂负责人。这时，张之洞想到了远在上海办报的罗振玉。

青年罗振玉

彼时，未来将成为国学大师的罗振玉深受甲午战败的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中西农业，并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办《农学报》，专门译述欧美日本农书。1898年，他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也正是在此时，罗振玉和日本人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刊载湖北农务学堂建设情况的清代《农学报》，原文为“鄂省创设农业学堂.现委员购地以便兴工.绘呈地图.张香帅甚合意.惟其地距督署稍远.必俟将来马路筑成.往来始便云.”（原件保存于华中农业大学校史文化研究中心）

当时，罗振玉正在上海出版一套大型的《农学丛书》，但因出版计划不周，没过多久就陷入了债务危机。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张之洞此时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到湖北武昌工作，出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

罗振玉主编的《农学丛书》（原件保存于华中农业大学校史文化研究中心）

为了免除罗振玉的后顾之忧，张之洞替还特意替他偿还了出版《农学丛书》欠下的5000元债务。1900年秋，罗振玉乘船从上海出发来到武昌，《农学报》和《农学丛书》的编辑工作也随之转来。

在面见张之洞的第二天，罗振玉就到农务学堂视事。经过一段时间的暗中观察和走访，罗振玉发现农务学堂五点弊端：一是农桑两科学生一共70多人，未免太少，而译员却有4人，未免过多；二是总办与监督仍然不和日本教习会面商讨教务，一切仍是由收支员转达；三是用人不当，总办六十多岁，“议论极奇诡”，收支员谈吐低俗，甚至还有人挂名支薪；四是4名日语译员半数是革命党，导致有5名学生和他们来往甚密；五是译员为掩护其革命活动，贿赂提调删除一年级的日语课程，使学生上课必须依赖日语译员。

王国维（左）与罗振玉

针对这些问题，罗振玉认真进行整顿，他允许日本教习直接向他提出意见；解聘译员徐传笃与唐宝锷，从上海东文学社另外聘请王国维与樊炳清担任译员，并且计划未来不用译员，令学生直接听讲；惩处有革命嫌疑的学生，以“举止诡异、与译员过从甚密”为由开除了5名学生。这5名学生其中之一，就是辛亥革命史中大名鼎鼎的曹亚伯。

提到曹亚伯，很值得说道一番。史书上多记载曹亚伯肄业于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却鲜有人知曹亚伯其实是湖北农务学堂蚕桑科第一届学生。

曹亚伯像

曹亚伯（1875-1937），原名茂瑞，字庆云，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在湖北兴国州（今阳新县）北乡曹家湾柯海村。曹亚伯幼年丧父，母亲勤俭持家将他抚养成人。幼年的曹亚伯经在一次看戏时对皇帝角色很感兴趣，乡人告诉他当今的光绪皇帝是外国人，于是他对满清专制感到厌恶，萌生了“杀掉皇帝，自己做皇帝”的幼稚念头。

当时，基督教刚刚传入华中地区不久，对这个外来的新鲜事物，曹亚伯认为是异端，也是十分痛恨。15岁时，他特意跑到大冶县的福音堂，斥责驻堂教士张长善邪言惑众，并且威胁张教士说，日后他要是发达了，肯定将他们这些“洋奴”统统杀光。

不过，张教士没有对这个小孩子大发雷霆，他拿出一本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的《格物探源》给曹亚伯翻看。自小生长在崇山峻岭中的曹亚伯哪见过这种新书，心里极其快意，想要借走阅读，无奈张教士就是不借，于是曹亚伯动用了泼皮耍赖的看家本领，强行借走。

《格物探源》给曹亚伯展示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新世界，自此加入了基督教，开始使用“亚伯”这个教名，并且心里开始有了家庭革命、社会革命的意识。

光绪24年（1898年），24岁的曹亚伯乘船离家至武昌，进入刚刚设立的农务学堂求学，并补博士弟子员。光绪26年（1900年）7月，唐才常等所领导的自立军失败，干部数十人先后被捕弃市。身在武昌城的曹亚伯亲眼看见林圭、博慈祥、李炳寰、蔡承煜、王天曙、黎科、瞿河清等人被杀，对清廷愈加恨之入骨，于是和农务学堂日语译员中的革命党人徐传笃、唐宝锷有了更加频繁的来往，自此走上革命党之路。不过，这也导致他和另外其他4名同学在罗振玉的整顿中被迫离开学校。

幸运的是，曹亚伯离开农务学堂后，正好赶上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招考新生，于是他于1900年冬天进入该校肄业，并和黄兴同班。

孙中山手书“博爱”条幅赠与曹亚伯。（原件藏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曹亚伯创办科学补习所，参与创办同盟会，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孙中山曾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曹亚伯于党国革命，曾尽大力”“辅佐革命，奔走国内外，无役不从，尤其辛亥武汉革命，曹亚伯功勋特多”，并亲书“博爱”“山高水长”条幅赞颂。辛亥革命元勋黄兴也曾手书一联“天下引以为己任，我事皆可对人言”赠给曹亚伯，高度赞赏他“天下为公，心胸坦荡”的高贵品质。当然，这是后话。

关于农务学堂的整顿工作，罗振玉还向张之洞建议拨给公地用以建设农事试验场，以便师生实验。张之洞对罗振玉的一系列改革颇为满意，于是接受了他的建议。要知道，美国教习布里尔曾几次三番要求张之洞划拨公地建设农事试验场，都没有下文。（版权所有 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