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学堂 张文襄远见卓识

水土不服 美教习拂袖而去

涛子

清朝末年，为了对抗在华倾销的洋布，挽回利权，湖广总督张之洞自光绪18年设立织布局，计划每日产布千匹，而达到这个目标，每年需要消耗棉花10万担。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为了保证原料能够自给自足，张之洞接受织布局英国监工莫里斯的建议，引进美棉。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由于错过了最佳种植时期，加之棉农文化程度极其低下，不懂种植技术，张之洞引进美棉的屡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湖广总督张之洞像

光绪22年，张之洞由两江总督调署湖广总督，巧合的是，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湖北连续遭受了3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光绪23、24两年的情况尤其严重——当时，汉口的水位达到了有记载以来的最高点，受灾地区8个县，饥民更是创纪录地达到了一百万人以上。

时值甲午战败，湖北财政极端困顿，张之洞绞尽脑汁到处借贷，也只是杯水车薪。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形促使张之洞认真考虑农业教育问题。学习西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许是因为受引种美棉失败的影响，张之洞对美国置之不理，将视线转向欧洲。

光绪23年4月年，张之洞致电大清帝国驻法钦差庆常，表示设立农务学堂的意向，并请他代为聘请两名法国籍农业教习，分别教授农、桑等学科。不过，庆常并没有给张之洞回信。5月，张之洞又去电催促，表示“学堂必须急设”，然而不知为何，电文依旧如泥牛入海，没了下文。

在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幕僚的建议下，张之洞重新将目光投向了美国，他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武昌文华书院校长、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贝鼎三给康奈尔大学校长舒尔曼写信，希望聘请一位农业教习来到大清帝国，用两到三年的时间来建设一个模范农场。

对于张之洞建设模范农场的想法，贝鼎三向舒尔曼解释说，这是为了向来访的大清帝国各级官员展示美国最新最好的农艺设备，并使模范农场成为农业学校的核心部分。

贝鼎三在信里提到，候选人的年薪将达到3000美国银元，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薪水还可以更高。他在信中特别写道：“对康奈尔和我们的国家来说，将这一新的教育启蒙活动交给一个美国人去完成，将会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888届毕业生、时年33岁且尚未结婚的布里尔接受了这份包含往返差旅费、住宿以及3年年薪3000美元的合同。当时，布里尔正在纽约州达奇斯县他的家庭农场里工作。

布里尔素描像，原载于1897年出版的芝加哥论坛报

光绪23年9月，布里尔经日本、上海，沿长江逆流而上。在抵达武昌后，张之洞立即派候补知府汪凤瀛带他赴武昌、大冶及周边调查农作物和土壤情况。

布里尔在考察后，作成了一份包括植树造林、植物育种等15条内容的报告供张之洞参考。这份报告特别提到了农业教育问题。据此，张之洞请布里尔从美国购置新式农具和谷果佳种种来武昌，作为试种之用。同时，张之洞也请布里尔协助，着手创设农务学堂。

布里尔考察湖北农业使使用的汉川县地图(版权所有转载必究)

光绪24年3月26日，张之洞向大清帝国朝廷上书《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在这份奏折中，张之洞提出，“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在论述了中国农村民生异常艰苦、农民农业知识异常匮乏以及美国农业异常发达的状况后，他明确提出要在湖北省城设立农务学堂，“酌借会馆公所应用，择取官山、官地，并酌租民间田地为种五谷、林木及畜牧之所。召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农学者入堂学习，研究种植畜牧之学。”

与此同时，张之洞派布里尔前往武昌城东门外卓刀泉一带绘制地形图，勘定学堂地基，积极为开办农务学堂做准备。

奏折被送到了北京紫禁城。经过漫长的等待，当年5月4日，光绪皇帝在这份奏折上用朱笔批示：“该衙门知道，钦此。”这是大清帝国皇帝特有的行文用语，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可以”，意味着张之洞创办农务学堂的努力获得了准许，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农业学校也由此诞生，开启了华中农业大学绵延119年的办学历程。

光绪皇帝像

光绪皇帝朱批奏折

时至今日，这份带有光绪皇帝朱批的张之洞奏已经不知所踪，而这份军机处存档的手抄件，今天依旧保存在紫禁城西华门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使我们能够在119年后跨越时空、通过文字感受张之洞为创办农务学堂所作出的努力。

清末武昌保安门（南侧）

其实早在4月中旬，张之洞就与布里尔签订了包含12款内容的教学合同。根据这份合同第八款的规定，布里尔着手联系了他的师弟，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898届毕业生格里么来华担任帮教，年薪1500美国银元。的助手当月下旬，奏折尚待光绪皇帝批复，湖北农务学堂就已经暂借保安门内公所悄然成立了，不知为何，已经测绘过的卓刀泉一带并没有成为我们学校最初的校址。张之洞委任太守黄铁生任学堂总办，黄铁生则推荐了一位至今尚不可考姓名的官员担任监督。不过，这两位官僚出身的学堂领导既不懂农业，又缺乏办学激情，他们从不接见美国教习——这成为了日后美国教习辞职的导火索。

张之洞在《湘报》上为湖北农务学堂所做的招生广告

农务学堂成立一个多月后，戊戌变法开始。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除了连署在武昌各大城门张贴尺寸巨大的招生告示之外，相继在《汉报》、《湘报》上为湖北农务学堂刊登招生广告。

这份张贴在武昌城门上的雕版印刷告示很有意思：学堂建校租地、购置种子仪器、发放教习员司薪水，均由政府拨款，而学生每月需自纳银元4枚，用于“火食油烛笔墨零用等项”。在招生告示的结尾，胸有成竹的张之洞还特别对4枚银元的杂费进行了说明，他说，并不是因为国家付不起这个钱，而是出于激励学生勤奋学习的考虑，“国家既设学堂，岂复吝此区区费用，惟令学生纳资，正是劝学深意”，因此，湖北农务学堂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收取杂费的官办学校。

湖北省农务学堂的开办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肯定。7月5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府州县均成立农务学堂。遗憾的是，这场堪称世界最大规模的农业教育推广运动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夭折，各地正在筹备的农务学堂胎死腹中。因为张之洞的关系，最早筹办的湖北省农务学堂则继续招生，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农业教育中心。

10月2日，历经周折的农务学堂在武昌保安门内大公馆开学了，这一天也成为华中农业大学的校庆日。学堂原定开设农、林和畜牧三科，由于师资短缺，只开设了农、桑两科。尽管如此，布里尔还是在给家人的信件中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写道“我们开设了中国的第一所农业学校。”

也正是这时，年仅13岁的房县少年戢翼翘随父亲到省城赴考，并且阴差阳错地被父亲安排进入农务学堂求学。当时，在以仕途为目标的主流教育氛围中，能接受从西方引进的新式学堂的人寥寥可数——在长达数月的招生过程中，像戢翼翘这样负担得起学费而又愿意读农科的人不过10人——而在前一年武备学堂招生时，报名的学生达到了4000多人。

因为第一年招收的学生实在太少，学堂不得不在第二年将伙食杂用改为公费，以期希望招到更多的学生。这个办法是奏效的，当年就招到了50名学生，所以保安门内的大公馆就显得不够用了。秋天，学堂迁到了武昌东厂口正街较大的四川公馆（原湖北省图书馆位置），这里北倚蛇山，南临长湖，地势高爽，风景怡人。

湖北农务学堂四川公馆东厂口正街校址大门，拍摄于民国期间

由于学堂负责人对办学缺乏热情，筹划已久的农事试验场场址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再加之语言障碍、中西文化鸿沟以及日本教习的介入，两名美国教习不能施展拳脚，只能提前结束合约，离开学校，转赴菲律宾创办农业学校。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布里尔回到美国，为美国农业部工作；而格里么则成为了一名接地气的农业学家——他是夏威夷大学的创始人，并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担任农艺学系主任，直至1942年去世。 （版权所有 请勿转载）